保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，说明决策层对增长忧虑加大，也在用新一轮政策刺激极力抵抗经济增长下行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举个例子吧，之前在广州市2009年公布的114个部门预算里面，我们能清楚地查到每个学校本年度拨了多少钱，现在呢，改成了教育总支出。什么是特殊税收债权？说白了，就是上一年胡乱花钱留下的窟窿。
当时，美国的财政预算中其他支出也非常多，名目也是五花八门，比如1908年的纽约预算，除了三公消费，还有800万美元的特殊税收债券，占总预算的6%。更让人搞不懂的是，这23类里专门有一项叫其他支出，其他22项里面细分支出有12项都包含其他支出。1974年国会又通过了《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》。每年4月初是全美国人交作业的日子。之后，在离广州公开财政预算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财政部就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在这个指导意见中，政府所有的支出被切成了23类，以前的114个部门被综合到这23类里面，地方政府要公开只能做填空题。我们和当时的纽约非常类似，年终突击花钱现象非常严重。问题是，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？在农业经济领域还有大量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者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，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，有的地方造汽车，有的地方搞旅游。从长期来看，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。在一个农村里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，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农村人太多。这个故事背后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。
自由迁徙的意义在于，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。原文刊于《财经》杂志。
因此，在中国原本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的。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，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（或香港），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顺利缩小，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，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。欧洲的警示这种危险正在欧洲的国家间出现，也正在中国若隐若现。
比如，当经济总体上衰退时，一个大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，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。采松茸、烤松茸之别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：为什么采松茸的农户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，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？若不是有各种制度制约，如果农户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，那么进城打工，而且是到东部打工，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。对一个大国来说，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。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，那么，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，又能使得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，而且不用那么辛苦。
从长期来说，有理由相信，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。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，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，如果去晚了，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。
一方面，有的采松茸的农户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，收入可以比在农村时成倍上升。在松茸的故事里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，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。
利率降低的结果是刺激投资，鼓励地方政府借债。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起想，可以发现，如果不逐渐放开这种限制，那么中国会如欧元区一样，出现国中国的巨大裂痕。另一方面，留在家乡的可以继续采松茸，但采松茸的人少了，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。农业生产困境央视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讲了一个关于松茸的故事。这时，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，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景象。于是，欧盟不断扩张的结果就是，随着边缘国家的加入，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上升趋势。
同时，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，文化的差异也毕竟小于欧洲的国家之间。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，还作为高端食材远销日本。
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，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，如果移民是自由的，那么，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，劳动力流动才会相对稳定下来。
但是，这一担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务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的。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。
实际上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力的增强，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。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，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，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。相比于欧盟，中国的优势是在政治上的统一。比如说，由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4点，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，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，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等。
如果全国各地同时借债，相对来说，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借债过度的问题，因为地方政府总是想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，但却会忽略偿债能力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。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也可以与中国地区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类比。
人多了，协调成本就上升，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，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。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，要素（特别是劳动力）的自由流动，能够带来国家（或地区）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。
现在，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，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。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，要提高农民的收入，最终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。
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想，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。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，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。在地区之间，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，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，我就走人，把钱、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。这里，问题的本质无非集中在一点上，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，能不能对外来人口采取类似于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移民的政策。
在全球化的时代，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，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。问题是，欧洲虽然在名义上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，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、文字、文化等多方面差异，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。
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不会减少，那么，为什么就不能逐渐地增加高中的数量？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，当上海成为纽约时，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，专业化于农业、旅游和资源产业。原编者按：当今中国最大的实体经济问题，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，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下的福利安排和财产安排。
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迁徙 户口 劳动力流动 。一旦经济过热，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的时候，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就将是欠发达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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